1693年,康熙39岁,他已经诛杀了鳌拜,平定了三藩,驱逐了沙俄,这时正是他的事业巅峰期。而就在这一年,康熙得了一个大病,差点要了他的命。这个病就是让人闻风丧胆的疟疾。

疟疾这个病,别说在医疗落后的古代,就算在今天也很恐怖。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年有60万人死于疟疾。中国在70年代的疟疾发病人数高达2400万,到90年代后才有所减少。正因为疟疾在全世界的肆虐,屠呦呦教授发明了对付疟疾的青蒿素贡献巨大,获得了诺贝尔奖。
康熙得疟疾的时候,和所有人的症状都一样,要多惨有多惨。脸色发白,嘴唇发紫,眼睛肿大,腹泻不止,全身发热,浑身发抖。这些自称天子的人在这个时候也被疾病折磨成了普通人。
朝廷上下非常害怕,因为康熙染上疟疾前,很多士兵、大臣、百姓已经因为同样的症状而死。而且就在三十年前,康熙的老爹顺治就因为身染天花而死,康熙能继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曾经得过天花,然后受到了春哥的恩护,竟然痊愈了。天花痊愈后的人可以终生免疫天花。
但谁都没想到,康熙免疫了天花,却又碰上了新的恐怖传染病。
朝廷御医们试了各种办法都没用。中医的古籍也记载,青蒿可以治疟,但是御医们并不知道,青蒿里是没有青蒿素的。屠呦呦教授找了3200多种植物,最后在黄花蒿里提取到了青蒿素。所以御医们最多懂个理论,临床完全不懂怎么下手。
实在没办法,朝廷找到中央媒体发通稿,广求天下良方。这时,两个外国人出现了,说有好东西可以治皇上的病。
这两个人是来自法国的传教士,一个叫白晋,一个叫张诚。白晋后来写了一本《康熙帝传》,回到欧洲后还经常开百家讲坛给欧洲人讲《易经》。张诚精通数学,尤其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还给康熙上过数学课。
这两个人把随身携带的药给了康熙。这个药叫奎宁,俗称金鸡纳霜,是欧洲治疗疟疾的神药。这药在欧洲已经很普遍了,这些外国人都是随身携带。康熙开始不信西方的东西,不敢吃,先让另外三个病人试了试,结果病马上就好了,无副作用,无反弹。康熙这才敢吃。
洋人一个普通的药治好了对天朝来说堪称绝症的疟疾,康熙也算大开眼界,喜欢上了这些传教士,还专门留白晋、张诚在宫里给他讲数学、哲学、天文学这些接近天书的东西。
而就在这时,康熙却对外国传教士们下了个命令。
康熙发现,洋人这些学术确实厉害,就拿这个医学来说,足以让人颠覆三观,开启民智。毕竟中国人都没见过这些啊。但是康熙恍然大悟, 以医学为代表的这些西方学术,什么数学、哲学、天文学,如果让中国百姓都学了去,那岂不是天下要乱了?
康熙给西方传教士们下令,这些学术,决不能传给大清国民,让他们学了只能坏事。
康熙这一句话不小心把他们大清朝的本质暴露了。对于一个靠愚民来统治的政权,任何会开启民智的东西,会让人民智力进步的东西,对清朝统治者来说都是威胁,所以他们不能让老百姓明白这些东西。清朝不是一个为民而生的政权,它只是为了自己的统治利益而存在,人民才是最大的敌人。
后来,康熙又遇到了一个奇葩的人。
德国有位大科学家名叫莱布尼兹。他最伟大的发现当属二进制原理,它是今天计算机的运算模式,引领了第三次科技革命。
当时,德国大科学家莱布尼兹读了白晋翻译的《易经》后,猛然发现自己的二进制原理和《易经》里的阴阳思想是一样的。莱布尼兹觉得他的二进制和古老的中国古籍《易经》里太极八卦的符号系统简直太接近了,于是断言说,二进制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最完美的逻辑语言。
莱布尼兹很激动,他通过传教士给康熙写信,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并且申请加入大清国籍,希望能帮助康熙建立大清的皇家科学院。
结果很明显,康熙没同意,莱布尼兹的妄想没有成功。
康熙拒绝的原因也很简单,他知道西方那一套的厉害,如果让大清国民都学了这个,自己还如何统治呢。
而同时代的欧洲是什么情况呢?比如说近代科学的主要发源地英国。1660年,也就是在康熙登基的前一年,英国皇家学会成立,它是民间独立的组织,不吃政府的饭,也不拿政府的钱,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并且鼓励年轻人都加入学术的研究。
1661年,也就是康熙登基的那一年,一个名叫牛顿的英国年轻人进入了剑桥大学的大门。当时的剑桥大学没有牛津大学有名,但是它和牛津大学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校人治校,政府不得插手,学校拥有充分的学术自由。
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牛顿成了全才。太阳光谱是他发现的,微积分是他发明的,物理学上他弄了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出来,对世界科学的推动巨大。
牛顿有一句名言: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觉得这是众多名人名言里,吹得最谦虚、最有底气的一句牛逼。牛顿为什么能这么有底气?因为牛顿所处的英国,已经有了民主的政治、开放的社会、自由的学术氛围、良好的科学基础作为他的底气,他的伟大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伟大,更是时代的伟大。即使那时没有牛顿,也会有马顿、羊顿。
反观当时的大清,就算大清能出几个牛顿,最终的结果也是在文字狱里被一锅炖。
政治上的专制带来的是人民思想上的极度愚昧。200年后,两次鸦片战争都打输了,按理说中国人应该醒醒了吧?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希望把电报介绍给中国人,还自费买了两台发报机,希望能亲自教清朝官员怎么发电报。丁韪良请恭亲王派天朝官员来学习。几位官员看着电报机,毫无兴趣,其中一位官员笑了笑,轻蔑地说了句: “中国四千年没有电报,照样是一个大帝国。”
这就是中国统治者对科学的态度。
1727年,牛顿去世了,英国政府以国葬的仪式安葬了他,成千上万的人民挤满街头,为他送行。在教堂里,所有的王公贵族、政府官员和文学巨匠们一起为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合唱哀歌。
当时,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也参加了牛顿的葬礼。伏尔泰特别感慨地说: “走进教堂,人们看的不是某个君王的陵寝,而是国家为那些最伟大的人物建立的纪念碑。这就是英国人民对于才能的尊敬。”
一个国家对待科学与文化的态度,就能反映出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一个鼓励自由,开启民智,一个限制思想,全力愚民,大英和大清的较量,结果早已经是注定的了,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较量,更是文明程度的较量。今天很多中国学者还抱着一副同情清朝的心态,也不知道是装傻还是真傻。
(埋葬牛顿的威斯敏斯特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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