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哥说
牟其中是中国最早一代企业家，命运曲折，却有标本意义。
有报道消息称，商界传奇人物牟其中今日（9月27日）出狱。
这距离他失去人身自由已将近18年。9月27日早上6时15分，牟其中唯一指定代理人夏宗伟登记进入湖北洪山监狱接牟其中。此次释放是牟其中第三次获得释放。三次共计关押23年有余。
关于出狱后的打算，牟方声明称，牟其中虽已年届76，但健康尚可。“最近他得诗一联——人生既可超百载，何妨一狂再少年。
据称，南德集团将立即启动南德试验（Ⅱ）。而关于这个试验，声明解释为——在更大的范围内用实践来证明以智慧为中心的生产方式，比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具有无可比拟的全要素生产率。声明还称，这一试验，将可普及全新的企业制度。
提起南德集团以及它的总裁牟其中，社会上流传着太多版本的故事与议论。
1975年，因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锒铛入狱，并被判处死刑。后赶上了拨乱反正的大好机遇，牟其中获得了新生。此后，牟其中加入到个体经营的行列，从贩卖藤椅、倒卖手表、电风扇等买卖起家。然而，好景不长，牟其中再次以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的罪名第二次入狱。
1991年，是牟其中人生和事业重大转折的一年，也是牟其中扬名立腕震惊海内外商界的一年。
在前苏联国内政治震荡、经济停滞的状态下，牟其中凭借敏锐的嗅觉及魄力一举买下了4架俄罗斯产图-154中型客机。1991年底，第一架能载164人的图-154客机飞抵成都的双流机场，并交付给牟其中的南德集团时，人们惊异于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能量和胆识。
这4架飞机是牟其中用500多节火车车皮的国产轻工产品换来的，双向交换产品总价值4.2亿法郎。牟其中获利近1亿元人民币。这笔买卖成为中俄民间贸易史上最大的一宗易货贸易。根据协议，牟其中把飞机转手卖给了四川航空公司，牟其中成了中国最大的“倒爷”。
在这一阶段中牟其中的“世界上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座右铭在理论与实践进行中得到完美的结合与着陆，他不但想到了而且做到了。
1993年春，牟其中受内蒙古满州里市政府邀请，到该市参观考察，并被破例聘请为该市政府的经济顾问。几天时间中，勇敢、勤劳而又热诚的满洲里人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使他对这块神奇的黑土地产生了宗教狂热般的虔诚和向往。
南德集团此时广纳各路人才，包括了政界、军界、学界、企业界和慕名投靠的各路精英，像冯仑、温元凯这些当今的企业和学界大腕都曾在牟麾下历练过。
南德的产业方向也开始无所而不往，有国际卫星制造发射、满洲里机场和铁路运输线的建设，也有100亿投资规模麻辣烫火锅连锁的设想，像南德足球俱乐部，南极探险等更多地到像是噱头，每天全国各地无数的政府和企业来到南德寻求投资，南德集团办公楼内的川味火锅也像流水席一样招待着各路来宾。
这一时期，牟其中当然也没有忘记继续国际化，敏锐的商业嗅觉让他在美国占据了先机，也出尽了风头。他以一个投资家的身份在华尔街100号注册了罗斯福投资公司，美国报纸上以“华尔街我来了”为题在纽约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为南德呱噪。
而在牟其中的思维中，已经出现了用飞机运原油、炸开喜马拉雅山改变生态环境这样的超凡创意。卫星终于发射上了天，但据说失去控制找不到目标了，当然未能获得理想的效益，国内除了被若干团伙接连不断地骗走几笔小额投资之外，并没有看到大手笔的投资项目，企业自然失去了造血机能。银行不断地来催还贷款，只好又去新的银行借贷，南德陷入了拆东墙补西墙的资金怪圈，最终结果是资金链断裂，北京的大部资产被冻结，南德被逼到了死胡同。
由于所欠银行贷款必须设法偿还，已经看到前景的卫星业务还需要巨额投入，如何融资成为当务之急，与众多资本大腕不同的并令人百思不解的是，牟其中作为国内国际资本高手，旗下又门客众多，但南德集团并没有染指当时的国内证券资本市场，而是选择利用境外信用证贴现的方式进行融资，这也就是后来信用证诈骗的起因。
从1995年8月15日至1996年8月21日，南德集团凭借虚构的进口货物合同、交通银行贵阳分行对合同的“见证意见书”，通过湖北轻工在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共计骗开信用证33份，获取总金额7500多万美元，折合人民币6.2亿余元。除部分用于还债及业务支出外，余款大多用于循环开立信用证，从而造成中国银行湖北分行损失3500多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9亿余元。
2000年5月30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裁定：南德集团及其法定代表人牟其中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南德集团被判处罚金500万元，牟其中犯信用证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位中国民营企业首富第三次陷入囹圄。
在狱中，牟其中始终保持着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手稿。据《南方周末》报道，为了锻炼身体，牟其中在狱中每天的运动量惊人。他坚持每天早上绕着小篮球场跑几十圈，午休后就来回爬楼梯几十趟，高度相当于一座纽约帝国大厦。此外，即便冬天他也坚持洗冷水澡、做自编的体操。而每周供应的两次肉他却坚持不吃，以此培养体魄。
除《人民日报》、《湖北日报》等监狱订阅的报纸外，牟其中还订了《21世纪经济报道》。他还常托狱友帮他借书来读。有趣的是，他习惯站着阅读，以“保持头脑清醒”。
“中国经济最严重的时刻还没有到来。”2008年8月，牟其中对狱友说。尽管身陷囹圄，他依然密切关注眼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我不着急中国赶超不了美国，我着急的是，中国人学不会做一个好富人的本领。”牟其中感慨道，“做好一个穷人，有骨气就行了，而做好一个富人，则需要巨大的智慧和仁慈的灵魂。”
2007年，另一名曾蜚声中国企业界的犯人来到洪山监狱。进来时他有件很高兴的事：因为终于可以见到仰慕已久的商界前辈牟其中了。
此人叫唐万新，原“德隆系”掌门人，曾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但两人在狱中的相遇却非常具有戏剧性：一天，唐万新靠近牟其中主动示好，但牟很不屑地“哼”了一声，不加理睬。
后来，牟其中对狱友说，他不喜欢唐万新，认为唐当年的做法是“劫贫济富”。
延伸阅读
回忆要炸喜马拉雅山的牟其中（有删节）
文/ 冯仑
第一次正式见老牟是在他的办公室。军博大院里比较奇怪的一栋楼，老牟占了地下室和地面一层共两层的空间。他办公室旁边有个会客的地方，两排沙发，一个破茶几。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子特别高，手里总是拿个大茶缸——后来他也一直是 这个形象。他把茶缸往茶几上一放，开说的事情就是天下、国家、改革、命运之类。1989年以后，牟其中需要澄清他和“**”的关系，我帮他把一篇文章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叫《牢牢记住党和国家的利益》，后来《人民日报》等报纸转载了。这为他树立起一种正面的形象。
自此，老牟开始重用我，而我也慢慢表现出在表达和组织能力方面比他原来的草莽班子要优秀得多。我主要负责外部联络与形象经营，作为第一任主编办了一份小报《南德视界》（牟其中原先设想的是“世界”，我改成“视界”），报头是牟其中写的，发刊词是“造就一代儒商”。他的文章纵横捭阖，很有气势。
更有意思的是我离开时以及离开之后与老牟在内心的较量，这纯粹是一种男人和男人之间的较量。
当时我和功权觉得南德不是我们的事业，和老牟也存在太大的年龄差异，所以我们几个经常商讨未来的路怎么走。我们想了一条路：人在牟其中那儿，私下里做些生意，慢慢培养起经济条件后再一起出来。所以我们一边在门头沟（南德员工宿舍盖在那儿）物色了个店面想开餐馆，一边又想办一个实体，起名万通代理事务所，没有启动资金就注册成事业法人，帮别人出书。但都没办成，里外都不满意，后来就放弃了。
我们又想对老牟实行规范化改造，仔细研究了张学良，准备集体“兵谏”老牟，让他只做董事长，我们来管理公司事务，把南德做成中国最好的企业。可是，想到老牟五十多岁了在香山吃饭时还会为了一个凳子一拳把人家的嘴打得缝了五针，在街头看见别人打架他就兴奋地喊“打啊！打啊”，联想老牟流氓无产阶级的习气和土匪的劲头，我们认为“兵谏”只能更糟。
结果只能选择自己走，从头折腾起。柯云路写了一本书，其中提到的那个谢老板，当时在北京点击查看北京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希望我给他干。于是我和老谢手下两个人一起去海南。老牟知道后非常恼火，因为我一不要钱二连招呼都不打，说明内心极其自信，且不把他当回事。
我是南德历史上第一个炒老板的人。他曾经对我有评价：没有缺点的人是最可怕的。没缺点的具体表现就是从来不占便宜，每次活动别人不交钱我交。牟其中常说，有缺点的人好用，容易控制；没缺点的人可怕，因为他有巨大的欲望和意志力。其实我们之间有一种英雄主义是可以沟通的，但我的出走对他心理上是个巨大的挫折。
我在海南待了一个月之后，他办事也正好要去海南，王功权他们给我透了个信儿，所以我就到机场接他，想给他一个解释，他不理我。一两个星期之后我回北京办事，南德搬到永定路，我又去找他，还试图沟通。他依然不改口，就是不见。我就回来了，放出话说：“活着就不要见了。”到他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就让下面的人找我合作，功权他们也劝我见见，但我坚决不见。然而感情上是有瓜葛的，我们内部“MBA教材”全是老牟的案例。
我和老牟有两次奇迹邂逅。一次我们全家去三峡，登机的时候，他站我前面，一回头，太近了，没法弄啊。我就叫了声“牟总”，他“哦哦哦”，问我是不是去重庆，我说去三峡，他又“哦哦哦”一阵。飞机上他坐在我后面两三排的地方，下飞机我没打招呼就先走了。第二次是在华盛顿的中餐馆，我坐着吃饭，呼啦啦进来一群人，一看正是老牟，远远瞪着我，我没站起来，看了他一眼，继续吃我的饭。
后来他就出了状况。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我是牟其中，我没出事。给我拿些钱，回头我还给你。”事后我分析肯定是公安给了他我的电话号码，因为他需要请律师。过了一段时间，他在武汉监狱里手写了一封信托人带来，大概说了一下案子的情况，还是希望我给钱，准备继续请律师。我跟功权商量了一下，做了几个决定：
第一，在二审判决之前不便介入，也不便给予任何资金上的支持，因为会形成和政府的直接对抗，法律关系不清楚，不知道这笔钱算什么性质；
第二，如果二审判完了，服刑的话我们会去看望；
第三，牟其中劳改出来了，生活上所有的事归我冯仑管，我负责养老送终。对我个人来说，无非多了一个爹，原则上我爹多少他多少，对朋友也是个安慰，他岁数和我父亲差不多。
今年可能会和王石一起去武汉，看看他。这将违背我“活着不见面”的赌气誓言，但时过境迁，心境不一样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意人
牟其中是被社会长期压在底层的一个角色，其悲剧性在于要用冲撞体制的办法不断证明自己的强大，要翻身。牟其中是第一代贸易类民营企业中做得最成功的，单笔金额几个亿，没人做得过他。实际上，倒飞机这件事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体制下私人资本创造的最了不起的商业奇迹。至于他的商业伦理、公司内部组织，都和他的出身、经历以及社会制度的变革有关。这样来说比较公允，不能笼统地把他说成是个江湖骗子或者坏人。
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江湖豪侠、英雄气节、政治情结非常浓烈。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全国做承兑汇票做得最大的是海南南方信托的老板朱邦义，他也是四川人；老牟在北边控制信用社。他们都是社会底层混上来的，互相不买账，光约会见面这件事，我作为总办主任都衔接不好。老牟要在北京见，那边说在南方见，这就是民间江湖较劲的方式，因为涉及江湖地位的问题。
做飞机时，有一伙人想“兵变”，计划把所有相关文件拿走自己做，老牟连夜把那些人抓起来捆在地下室里。所以我们当初的判断是对的，如果我们“兵谏”，估计也被捆起来了。
老牟不论开大会开小会，从来没人主持。讲台上放一张小方桌，他拿个大茶缸子坐下，讲完就散会。不听大家说什么，他讲过瘾了就行。
老牟早上坚持在玉渊潭冬泳，且博览群书，我们离开南德前，有一次他过生日，我和功权还凑钱买了一套《资治通鉴》送给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意人。政治情结、江湖大哥、民间智慧、合理的商业想象力，以及我们有限的体制空间，塑造出牟其中这样一个形象。现在没有此类人物了。生存就是在每个阶段改变自己适应环境，不断改变行为方式；而以原有方式一直往下做，环境改变人不变，会死得很快。
牟其中在商业上有过巨大的成功，但最终还是身陷牢狱，没能成功到底。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发现，他的商业逻辑（发卫星、运作航母、炸喜马拉雅山等）并不是都不成立，但是这个逻辑跟社会制度的变化节奏不够吻合，和体制变革的逻辑是冲突的。
最早的一代民营企业当中，牟其中是最有创造力、想象力的。但由于他的创造力、想象力跟体制环境脱节、对立的太多，所以大部分都成功不了。这种命运使他成为“过去的一代”。也许，再等上十年、二十年，他就会有机会成功了。任志强当年曾被错关了一年，要是再往前、毛主席那时候，可能就给枪毙了，哪会有今天的风光和业绩！所以商业上的成功还要和制度环境相适应。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我们的任何商业计划都有一个跟体制环境的配合问题，如果不能配合，你的结局就是牟其中第二。
每个人做事情总得有道德感，而牟其中给我最大的震撼是一个人可以没有道德感。老牟不是凡人，通常认为不能做的事，他做起来毫无心理障碍，这也许就是他强大的地方……作为一个企业，到底道德的底线应该在哪里？在创办万通时，我和功权常常拿老牟的例子做反面教材。我们认为，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道德力量，否则无法凝聚人心、把事业推向成功。
我也是被盖上时代印戳的人，在我自己眼里，我现在是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生活习气，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享受。我也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牟其中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人，作为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很具有标本意义。一个人在一个时代中能够迸发出的光芒，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光芒。所以，我觉得解读和了解牟其中，最重要的是应该明白一个企业家的命运不是孤立的，一定要在一个时代的背景下才能发光。你所能做的事业一定取决于制度空间的大小，你个人的品质再好，能力再强，都不重要，只有跟制度空间相容，你才能够很好地成长。
转载来源：《中国企业家》
综合自：封面新闻、凤凰财经、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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